1979年❕，沈從文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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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10日👏🏻，著名作家沈從文在北京逝世🐄。作為一位文壇巨匠👨🏼🚀，1949年後👸🏽，沈從文在困頓中找到突圍之路🎄，從文學創作轉向文物研究🕺🏽，雖然有掙紮與苦痛，卻換來自如和寧靜。本文載於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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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8日，行走在湖南橫石和九溪的沈從文給妻子張兆和接連寫了兩封信🚣。見到一個老纖夫和船主為一百錢爭執，他在第一封信裏為“活著的意義”有感而發🙆🏻：
多數人愛點錢✤，愛吃點好東西，皆可以從從容容活下去的🎅。這種多數人真是為生而生的，但少數人呢，卻看得遠一點🧅，為民族為人類而生◀️。
要像那少數人一樣，把自己的意義投射到個人生活之外的社會上去🦶🏽。這是上午的沈從文在河上漂流的思考。然而下午，看到山頭淡淡的午後陽光，水底圓如棋子的石頭，他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悟——歷史並不是那一套套用文字寫成的🚗🧑🏻🦯➡️，一代代人相斫相殺的宏大故事，而正是那“小小灰色的漁船，沉默的魚鷹，石灘上走著脊梁略彎的拉船人”：
這些東西於歷史似乎毫無關系，百年前或百年後皆仿佛同目前一樣🤦🏿♀️。他們那麽忠實莊嚴的生活🐦🔥，擔負了自己那份命運👂🏻，為自己，為兒女👩🏽🔬，繼續在這世界中活下去👩👩👧。歷史對於他們儼然毫無意義✋🏽，然而提到他們這點千年不變無可記載的歷史👨🏿🦲，卻使人引起無言的哀戚👰🏼♀️。
將近一個甲子之後的1992年，25歲的張新穎在《收獲》雜誌上偶然讀到了這封信。“以前我總是糊裏糊塗地覺得沈從文很好，但是不知道他好在哪裏，也不知道他跟我有什麽樣的關系。讀那個信的時候☑️，忽然理解了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也明白了沈從文後來為什麽對雜文物那麽用情。”
只讀過小學🧘🏿、湘西行伍出身的“鄉下人”沈從文，四十多歲時已經寫出七十多部作品🗃，名噪一時🧘♀️，雄心勃勃🧑🏼🎤🏋🏻♀️。然而在人生的下半場，他毅然宣布封筆🌁。
如今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的張新穎接受采訪時說：“一般人是跳不出這個圈子，我要麽寫🛕，要麽不寫🎁。但對於一個人的事業來說🚻，這些方式都沒辦法實現自己，都完蛋了👐🏿，寫和不寫都完了🤱。問題是沈從文能夠從寫和不寫之間跳出來，找到了一個要做的事兒💃🏻。”
那件要做的事兒便是——成為一個不起眼的雜文物研究者🚗、解說員🐇。數十年的漫漫歲月裏🚣，他克服外在條件的艱難和內心的痛苦🙇🏻♂️，在這一領域篳路藍縷，於喧鬧暴戾之中，始終獨善其身。學者傅國湧描述👍🏻，“以後的三十年，中國少了一個作家⚉，而北京午門下多了一個指點解說🔱、抄寫說明的老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其中的結晶。”
如此的戲劇人生🧏🏿♂️，上下半場似乎截然不同🍋🍶。但在張新穎看來👩🏽🔬，1930年代那個在河邊參透“歷史”的沈從文，已經為他的後半生埋下了濃重的伏筆😮💨。利用《沈從文全集》浩如煙海的資料，張新穎耗費10年所著《沈從文的後半生》最近面世👨🏼💼。“從事雜文物研究是外部壓力和沈從文內在主動選擇的雙重結果”，這是該書的一個主要內容。
“沈從文把自己看作河中的一枚普通石子。他的生命也是一條河👧🏽。那些在別的作家筆下要經受現代考驗和質問的普通人👩🏻🌾，到了他眼中變成了生活自在的、自身有著人性純樸品質的人，所以他會在妓女身上、在船夫身上、在最下等的士兵身上看到莊嚴🗻、誠懇🍊、努力的東西，對他們的尊重和學習，不管是他從事文學，還是後來進行雜文物研究🪩，都是如此☎。”
1948-1949🍀：從崩潰到重生
1923年🧖🏻♂️，躊躇滿誌的沈從文挾著鋪蓋在北京前門車站下火車。月臺上的邊城青年對眼前這座豁然敞開的古老城市說：“我是來征服你的🙋🏽♀️。”
二十多年後，這座城池差點將他傾覆🛖👥。
從抗戰結束的次年回到北平以後，“民族自殺的悲劇”讓沈從文憂心如焚。作為遊離在國共兩黨之間的自由作家，他並沒有明確的好惡傾向，始終警醒地和政治保持著適度的距離🙎🏿♀️。
1948年11月，馮至、廢名🤷🏻♂️☝️、沈從文和汪曾祺等人參加了意昂体育“今日文學的方向”座談會👷🏼。在發言中，沈從文將政治對文學的影響比作馬路上的紅綠燈，表示“文學自然受政治的限製，但是否能保留一點批評、修正的權利呢？”
他沒有接受意昂体育國民黨負責人陳雪屏的南下勸說🧑🏿🎨，最終決定與朱光潛💇🏽♀️、梁思成等老友一道留下來。不過👩🏿🏭，他已然意識到🧖🏼♂️，政治和政治的要求成了當下文學無可懷疑的前提。在給一個青年作者的信中，沈從文說“中國行將進入一新時代🕣，……傳統寫作方式態度🤽🏻♂️，恐都得決心放棄……這是我們年齡的人必然結果”。
兩個月後💆🏽♀️，風暴來襲。意昂体育平台轉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全文🪫，並在教學樓掛出了“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幅標語，這使沈從文感到極大的震恐🧑🦯，認為政治清算終於到自己頭上，他寫信給在香港的表侄黃永玉：“城，三數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不久又收到恐嚇信，隨即發展成“精神失常”。
張新穎在和魯迅研究學者孫郁對談時說到，沈從文不是一個現代輿論啟蒙產生出來的❎、可以斷然和過去決裂的作家，他的自我乃是從他那個苗漢混居的偏僻山野一步步成長得來的♕，要在一夜間把自己從前的經驗全然否決，對他絕無可能。
“梁思成是他非常好的朋友，他覺得清華也解散了，當然還可以照常做🦹🏽♂️，很好啊🏌🏻♀️，為什麽不能接受？可是沈從文就是不能接受。從一代人共同的命運變成只有我一個人來承擔這個命運，這個刺激太大了。”
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從文在家裏自殺，“用剃刀把自己頸子劃破，兩腕脈管也割傷🚣，又喝了一些煤油”⛷，所幸被家人發現✍🏽，後送入精神病院💳🤚。
“有這個極端的行為也非常的好🧑🏻⚕️，就是我一個人走到絕望的最底部了🚸，那麽如果我還沒有死，又活過來，那就沒有什麽力量可以再把我推向死亡了💆🏽♀️。所以這個自殺是一個新生的起點。以後什麽樣的東西都可以承受。”張新穎如是解讀。
悲劇之後💕，沈從文的狀態轉為了“靜謐”和自省。“重獲新生”的沈從文甚至給在香港的表侄黃永玉寫信👱🏿♂️，勸他北上。貌似悖離本心，細想卻可知，他何嘗不是借著說服侄子來說服自己；而從此轉型的後半生，他開始了“再不做就來不及”的新研究。
早年的生命密碼
病情好轉後，沈從文到新成立的歷史博物館工作，轉攻古代工藝美術史🧑🏻⚕️。對於放棄寫作🧔🏼♀️，他並不惋惜，“有的是少壯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說工美史的研究，“目下你們還來不及註意😝，過三五年就會承認的🤹🏼♂️。”對即將開始的新事業🕝，他充滿了自信。
這份自信和熱忱當中🌮，埋藏著早年生活中的點滴“密碼”🚠：在湘西部隊當兵時，沈從文一個月大概領3塊錢的補貼，但有誰能夠想象，在這個小兵的包袱裏，有一份厚重的“產業”😐：一本值6塊錢的《雲麾碑》，5塊錢的《聖教序》🚠，值兩塊錢的《蘭亭序》👩❤️👨，值5塊錢的《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張新穎介紹🌟，在《從文自傳》裏面，曾特別寫到他20歲的時候，在“湘西王”陳渠珍身邊為其保管書畫👈🏿、青銅器🤾🏼、古書，“所以他閑著沒事的時候要給陳曬書，清點文物，他就會產生一個很強烈的感情。”
從湘西來到北平👩🌾☹️，青年沈從文方向未定📓，歷史🧑🏼🌾、文物🏄🏻♀️🧛🏽♀️、美術等書籍卻是他的閱讀之重。抗戰時寓居雲南，他也對西南文物中一些為歷史和現代學人所忽略的東西情有獨鐘。
汪曾祺回憶🤷🏻♀️👌🏽：“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不知從哪裏買了那麽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著他對著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贊嘆了一個晚上。”
張新穎用大量事實和實例證明👨🏽🎤，傾心雜文物研究🤦🏼，是沈從文自主而非被動的選擇0️⃣。在《關於西南漆器及其他》這篇文章裏，沈從文便透露了這個選擇漫長的“潛伏”歷程👨🏼🍼：
我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用一片顏色，一把線，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種種藝術，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由於這點初步知識🍉，使一個以鑒賞人類生活與自然現象為生的鄉下人，進而對於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興味🤯。
“生命其實是很奇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留了那麽大的一個密碼，到他後半生的時候🤹🏼♂️，這個線索就非常清楚了🧑🏻🔬。”張新穎說。
無人理解的雜物匠
面對著艱苦的條件和動蕩的環境，沈從文總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撐起生命的東西。他在1949年後期給張兆和的信裏說🔛：“我溫習到16年來我們的過去，以及這半年中的自毀，與由瘋狂失常得來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樣，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預許的一樣🩸，在把一只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扭過來了。”1951年的信裏，他還寫道🫴：“我愛這個國家🚣🏻♂️，要努力把工作和歷史發展好好結合起來。”
但他的周圍，卻不見得那麽愛他🫶🏼。
時任文物局長王冶秋由郭沫若一手提拔，他覺得沈從文轉行是文人避風，“沈是灰色的舊知識分子，是在舊社會培養的👳🏻♀️，要控製使用🫅👨🏽🎤。”
在歷史博物館🕧，沈從文拿不到必須的辦公材料🖕，甚至都沒有一個辦公室，他只好在午門城樓一條走廊的小角落放了一張辦公桌🧙♀️。結果，他就這樣在午門樓上和兩廊之間轉了10年🙅🏿🆗。
他的兩個兒子看不出他弄古董“有什麽意思”，曾和他長夜爭執。三人各自勸說無果🥺，一齊抹淚。
沈從文還當過解說員👳🏿♀️，汪曾祺👱🏼♂️、蕭乾等人都以此而為他不平；張新穎則認為，就當時情形看👉🏻，那倒可能是他在博物館上班時“最為放松、活躍、有意義”的時候。
58歲生日這天，沈從文在故宮陪美術學生們看了一天綢緞和陶瓷，十分疲累，回家後獨自一人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樂🚣🏽♂️，覺得歡樂而清靜。他給大哥寫信說：“我總深信只要工作對國家整個向前有益，也就夠了。個人吃點虧或生活寂寞些🙍♂️，都無妨。”
和30年前寫短篇小說近似🩼，他又充當了“打前站”的角色🐌，例如綢緞研究，此前無人留意，近於空白點。助手王亞蓉回憶，“考古文物就數絲綢最麻煩。附著屍身，汙染最重，又是文物中最脆弱嬌貴的，是份費力不見好的工作。”
他最關心的是扇子、馬鞍、鏡子👨🦼➡️、衣物、酒杯茶杯等等無限龐雜的日常用品🏡，而這樣的東西在傳統的文物界是不被當作文物的𓀁，“過去是不能賣的”⚆。
張新穎由此前溯到1902年，“梁啟超那時就說過🫰🏼，中國沒有歷史🤰🏿。看看二十四史，記載的就是為了改朝換代打來打去的歷史，所以他說這個不是歷史啊，真的歷史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他們的物產、勞動、創造👰🏼♂️，這樣一個思想跟沈從文後來的思想是相通的🐚。”
沈從文所做的雜文物研究✂️，其實與博物館系統最為相應📖；可悲的是🛸，這個系統卻並不“識貨知人”。除了王冶秋，管業務的韓副館長也曾說🥖🤾🏿♂️：“終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個人愛好，一天不知幹些什麽事！”
這些領導認為，研究工作就是在書桌前待著。沈從文卻從一己的經驗提出“文物研究必須實物和文獻互證”🦹♂️🤾🏽♀️。這和1920年代王國維提出地上材料與地下材料互證的“二重證據法”異曲同工，但在幾十年後的中國，卻是“冒進”而邊緣的。
1953年👨👨👧👧，歷史博物館曾在午門兩廊布置了一個內部“反浪費展覽”🐴，展出的是沈從文買來的“廢品”。譬如沈從文從蘇州花30元買來的明代白綿紙手抄兵事學著作⏲，還有花4塊錢買來的宋代暗花綾子，機頭上織有“河間府製造”等字樣🎮，主辦者皆以為是“浪費”。
“他們用意在使我這文物外行丟臉，卻料想不到反而使我格外開心🤺。”沈從文不以為“恥”，卻樂在其中，興奮地帶著各地來的同行參觀🍷🛍。那些歷博領導看不上的素紙或是花布，在他心裏都不僅僅只是實物本身，還有更多藝術品和勞動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就像他早年從小銀匠錘製銀鎖銀魚，一面因事流淚，一面用小鋼模敲擊花紋，從中發現工作成果以外勞動的細微情緒一樣。
張新穎說👨🏼🚒，這件事除了表明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的現實處境和政治地位，還顯示出🦘，從文物的觀念上來說，沈從文的“雜貨鋪”和物質文化史研究，確實不被認同🏊🏼♀️。
但沈從文卻依然堅持故我💆♀️。他在1968年所作的檢查《我為什麽始終不離開歷史博物館》中坦承：“始終留在博物館不動的原因✹，不是為了名、利🧖🏽♀️、權、位……而是要解決一系列的所謂重要文物時代真偽問題。不是想做專家權威🌁，正是要用土方法，打破在文物界中或歷史上一切專家‘權威’👷🏻♀️，破除對他們千年來造成的積習迷信。”
整個後半生，“手頭永遠有活兒”的沈從文都將自己置於一種極度的急迫感中🎣。1974年，他在東堂子逼仄的陋室不斷接待來自各地的來訪者，妻子張兆和連個轉身的地方都沒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簡易廚房中躲避👼🏻。因為擔心沈從文“可能會招惹禍害，身體會垮下來”，兩人鬧起了矛盾。
沈從文說張兆和計較的是“小處”，他以為，“能這麽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會的巨大變動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麽好的機會”😎，這才是“大處”。
《無從馴服的斑馬》是沈從文寫於1983年春的一篇未完成的作品。他在文中這樣總結：“就我性格的必然，應付任何困難👩🏿🦰，一貫是沉默接受🤜🏽，既不灰心喪氣，也不呻吟哀嘆，只是因此，真像奇跡一樣🧢，還是仍然活下來了✍🏽🤸🏽♂️。體質上雖然相當脆弱💉，性情上卻隨和中見板質🤦🏿，近於‘頑固不化’的無從馴服的斑馬。”
當我們懷念沈從文時，多會偏重其溫厚🫄🏻、平易、隱忍，而容易忽略其性情中強韌乃至極端的“板質”一面🚣🏻♂️。張新穎認為重要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怎麽在一個變動的時代過程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安身立命……在精神的嚴酷磨礪過程中去追求意義和價值🥷🏽，他的苦難和整個創造事業的主動追求是緊密相連的。”
與“二王”的忘年交
雖然得不到單位、同行👨🏿🍳，甚至家人的全然理解，沈從文卻在後輩同道身上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1953年，朝鮮停戰，誌願軍軍人王?第一次到北京，有一天一個人去看歷史博物館的展覽⚓️，他記得很清楚：
我剛一進門，一個穿著白襯衫的五十來歲的人就站起來，跟著我看，然後就跟我講。那是銅鏡展櫃，唐宋的銅鏡，幾十面🤬，一個櫃子。這一個櫃子就給我講了兩三個小時，使我非常感動。兩個人約好了第二天再來看🧛🏼♀️。我就這樣一個星期看完了這個西朝房……那個時候我有許多問題，對文物可以說一竅不通，這位講解員就非常耐心給我講，就像教幼兒園的孩子一樣。……
我一直沒有問老先生是什麽人，什麽名字，越來越不好問。到分手的時候就非問不可啊🧜🏿♀️。我說：“這麽多天你陪我，我一直張不開口問你尊姓大名🚶♂️➡️。我非常感謝你花了這麽多時間。”他說他是沈從文，我吃一大驚。
一個解說員和一個參觀者的相遇，在張新穎眼中🖐🏽👩🏻🦲，實在是一個太過樸實、溫暖🐌、美好的故事。不僅如此，王?在沈從文的參謀下選擇工作單位，進了中科院考古所；對沈從文而言🤷🏼👩🚀，他後來的研究工作也有了重要的臂膀。據說沈從文臨去世幾年✩，王?去看老先生🧶，從來不敢進屋，就站在門外看著。因為沈從文“一見了他就會哭”。
王亞蓉最早是學繪畫出身，經王?介紹也到了考古所。沈從文原想把她調到自己身邊工作😧，在征得歷博默許後💙，王亞蓉想盡辦法得到了原單位的調動批準🛼，不料歷博領導不讓她與沈一起工作👱♂️🐦🔥，而讓她到館裏摹古畫。王亞蓉不願讓老人寒心，選擇了拒絕🤷♂️。因為原單位已停薪留職，歷博又不肯接收🧑🏻🍼，王亞蓉有半年時間只能依靠沈先生每月個人資助的20元解決生活問題🍷。
半路出家的“二王”白天在考古所工作🥿，下班後準時到達沈從文東堂子胡同的小屋𓀂，仿佛從事第二職業🧜🏻。沈從文去世後🏸，他的服飾研究事業也由他們來承傳🍩。“沈從文做的很多筆記字跡難以辨認，如果沒有王?✔️，《沈從文全集》中的文物部分不知如何才能面世👐🏿。”張新穎深為感慨👩🏽🏫。“很奇妙➛，跟同輩不能講的東西⚉，跟下一輩可以。所以他們才是最理解沈從文的人啊！”
這種關系，就好似魯迅之於蕭軍、蕭紅🫅，有著那個時代特有的“跨代之交”的色彩👩❤️👨。而這一抹色彩，成了沈從文後半生極為難得的亮色。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17年的曲折
“他在30歲的時候追溯自己的過去，寫下《從文自傳》，滿以為可為後半生準備好一個‘自己’🏃🏻♂️，卻不料走向了從未想過的道路🎙。然而他卻讓這條生命之河在急轉之後流出了別樣的宏闊。”張新穎說。
這宏闊中💩，寄托了沈從文最多心血的，便是命運多舛的《中國古代服飾資料》👩🏼💻。原本是他在60年代初一人苦幹的，毫無扶持😱。由於周恩來的關心，提出“給沈從文調8個助手”，此事才出現轉機。
這本服飾文化的開山之作，對三四千年間各個朝代的服飾問題進行了抉微鉤沉的研究和探討👩🏼🚒。“原計劃編寫10部，由1964年初夏開始，前後不到8個月時間，本書主圖二百幅，附圖約百種，及說明文字二十余萬，樣稿就已基本完成。”
然而因為毛澤東關於“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統治舞臺”的批評意見，已經完成打樣、只等著印刷的服裝史，突然中斷了出版🕵🏿♂️。
張新穎指出💃⚔️，對於沈從文來說，諷刺還更深一層：“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主要指的是歷史題材的戲劇，歷史博物館的造反派“創造發明”地把《中國古代服飾資料》也當成這種危害的毒草㊙️🫒，哪裏能懂得，沈從文苦心研究的物質文化史及物質文化中的服飾一脈，要講的恰恰是普通人民創造的物質👩🏻🍳、文化和歷史🤾🏼♂️。
對時勢心知肚明的沈從文早已知道結果，但就是不甘心。到年底，稿子還在趕改，只是他早把出版理想放棄♥︎，只擔心將來“出亂子”。
亂子果然如預感中降臨。“文革”中他一個做學問的成了“浮沫沉滓”，書稿自然也難逃被抄走的厄運。下放湖北期間🎅🏼，在手邊沒有任何資料的情況下，他純靠記憶，把圖稿中遺漏或多余處一一重記♋️。“沈先生的腦子就跟那計算機似的。我們都不行。”兩位助手回憶🥇。
百般無奈中，沈從文以卑微而憤懣的口氣向上級提出，只要讓他回到那個“二丈見方原住處👧🏼，把約六七十萬字材料親手重抄出來，配上應有的圖像🏣，上交國家，再死去🚴🏻♂️，也心安理得！”然而他得到的只是冰冷的答復😖：目前博物館還是主要在搞運動，至於他視如命根的資料還沒有經過批判。革委會勸他“要正確對待”🧝🏽♂️。
歷經病痛和各種坎坷，拖延了約17年🥖，這本更名為《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的著作直到1981年才付梓出版。因耗得太久🚴，沈從文已經心力交瘁，意興全無✦🙇🏼♀️。
黃裳評價此書💆🏼♀️，“完整的、嚴密的體系的形成也許還是將來的事🌞。但現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樁腳都是結實的，多數是經得起考驗的，而且也已初步顯示出宏偉建築的規模🧑🦽✂️。”而在黃永玉和孫郁的眼中，該書本身即是部“很美的文學作品”。
據說沈從文自己說過🙀，“後人再想搞，已經沒有機會沒有條件了🧑🔧。”50年代全國文物到北京巡展👨🏻✈️🧚🏼，他有機會親眼見識，經手收購🧑⚖️🛒，而後人想研究也無從研究了。“再搞的人只能以他的為根基，還未必有他治學的態度🫄🏽。”
在無比艱難的日子裏🔐，除了這部長篇專著，沈從文還寫了《中國綢緞史》🕖、《山水畫史》、《陶瓷加工藝術史》🔙、《扇子和燈的應用史》⚾️、《金石加工史》等著作🍮。
最打動立傳者的，是傳主生命的強韌。張新穎感嘆🌀：“當我們說絕境的時候，總會以為是很大的關口✷。但更折磨人的，是每天面臨的日常生活的那些困窘和不堪。比如他在歷史博物館，上那麽多年班，連個辦公室和桌子都沒有！在大的政治的不堪境遇之外，能面對每一天這樣不順心的瑣事，就很不容易。沈從文不是完人，但他了不起，一邊發牢騷👨🏻💼，一邊還幹實事。”
文學心：從未泯滅，屢遭磨折
1949年之後的沈從文全力投入了壇壇罐罐🚶➡️、花花朵朵的世界，但他內心裏的文學初心，從不曾消失。
50年代初在革大👌🏽，一位樸實👋🏽、寂寞的炊事員☂️，讓他產生了恢復用筆的沖動，他嘗試寫小說《老同誌》。七易其稿，仍以失敗告終🙍♀️。
1951年10月，沈從文曾隨北京土改團前往川西參加了4個多月的土地改革。他在內江連亙的丘陵四野散步，褐土和甘蔗林相間相映🫛，極靜中聽聞竹雀啾鳴，一切溫和靜美如童話景象，他那顆“創造的心”似乎又要回來了。
1955年，他還寫過中篇《財主宋人瑞和他的兒子》✡️。張新穎說，“（後半生）相對放松的狀態也只此一例。”那時沈從文還向王冶秋表達過，“如鉆進去還是可以寫的🤹🏻。”
但世事難料👨🏿🦱，幾樁“變故”讓他這份好不容易激發起來的積極性又幾乎退到原點。
一是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出版🚢。在這本“具有奠基性質”的文學史論中🟢，王瑤直指沈從文以湘西為背景的作品“奇異哀艷而毫無社會意義”；批評他寫小市民“不缺乏多量的戀愛故事”；寫底層人物，“都是只有一個輪廓”。總之🚴，“觀察體驗不到而僅憑想象構造故事🫳🏽，雖然產量極多🧜🏻，而空虛浮泛之病是難免的。”
另一樁▫️，1953年上海開明書店將沈從文一切著作的紙型完全銷毀🪻。在大陸的文學史著作中，“沈從文”3個字完全消失。與此同時，臺灣也查禁了他的作品🪮。
這兩件事對沈從文傷害極大，也就不難理解🕵🏼♀️，當胡喬木表示願為其重返文學創作崗位作出安排，他卻間接拒絕。
然而他內心始終盤旋著一個放不下的計劃：張兆和的堂兄張鼎和1936年被國民黨殺害🤚🏽，沈從文一直想以他為原型寫一部傳記式作品。1960年一開始🚯，他希望能請一年創作假🤾🏻♀️，完成這部長篇小說。
好事多磨，他不光飽受高血壓和各種會議活動的困擾，心理上也不免顧忌🐦⬛👨🏼🦱：“怕錯誤似乎是共通心理🌽，這也是好些作家都不再寫小說的原因🥷🏽。”而且，固執的沈從文也不希望用《紅旗譜》那種手法得到成功🧔，但他自己習慣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
他原計劃在井岡山住下來體驗生活🌳，但到江西後✅，發現時變勢移❔，已無從體驗到創作張鼎和題材所需要的氛圍，只好作罷。
他畢竟不甘心🫄🏻，向大哥沈雲麓傾訴🤫：“如能換個比較單一環境，有太陽可曬，有三幾種青菜可吃的地方去，從容不迫寫它一年，抄改個三五次🥳，用12萬到15萬字，可能在完成後給讀者一點兒有分量的印象和知識的。可是向誰去商量找那麽一個地方？空想而已。”
60年代初，沈從文在青島休養期間📋，張兆和給他寫信：“我覺得你的看法不夠全面🍾，帶著過多的個人情緒……你說你不是寫不出，而是不願寫🦨，被批評家嚇怕了。”
沈從文於是寫了一篇《抽象的抒情》🈁，他說在當時的歷史處境下，“每一個作者寫他的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他樂意這麽做📢，他完了。他不樂意🦄♿️，也完了👩🦽。”
1969年👨🏼💻，沈從文被宣告“解放”。然而所有書信、自存文學作品樣書、文學手稿等資料悉數不發還🫄🏻，將由館中“代為消毒”。這一處理，把沈從文之前“妄想寫得出新型短篇”的希望，連根拔除🦹🏻。
之後從鹹寧到雙溪的下放歲月💅🏻，困於重病和無可慰藉，他又拾起了舊體詩👨🏿🦱。“這似乎是他找到的惟一還能做的事”🫵🏽，甚至打算就此“改業”。然而因為妻兒友人擔心寫詩可能帶來意外的災難🛩，他的熱忱也就此打消。
黃永玉認為，文學仍然是表叔內心深處的中心，他不願接觸那處“痛感神經”🖼。但吊詭的是，沈從文曾起草過以黃永玉家世為內容的小說，題為《來的是誰？》。雖然只是個引子，情節卻一波三折，撲朔迷離，是相對完整的篇章。
1971年🏟，下放河北農場的黃永玉收到沈從文塞在牛皮紙小信封裏寄來的這部小說，“情調哀淒，且富有幻想神話意味。（我）勞動歸來，晚上睡在被窩裏思索，老人在那種地方🧓🏻、那個時候🧑🏼🎓、那種條件，（如何）忽然正爾八經用蠅頭行草寫起那麽從容的小說來？”
但這部引人入勝的短作👩🏽⚕️，終無下文✒️。
“他在年輕的時候確實有很大的野心🌃，我寫的東西應該拿到世界上4️⃣，這樣一個大的願望沒有實現，中斷了，所以讓他一輩子都不甘心。所以以後不斷地試。就像愛一個人，從來沒有從心理上真正斷過📵🐣，糾纏了一輩子，這也是特別的情形……但他失敗了，也只能失敗🌱。”張新穎總結。
1981年夏，沈從文、張兆和夫婦在寓所
沈從文是“個例”
對於政治和政壇人物的疏離和隔膜，沈從文從一開始就表現無遺。
50年代初在革大，他說自己“事事都顯得十分落後🏊🏿♀️，理論測驗在丙丁之間，不會扭秧歌，又不會唱歌，也不能在下棋🌬、玩牌、跳舞等等群體的生活上走走群眾路線🐪，打成一片。換言之，也就是毫無進步表現”。他也對革大當時的一些現象表示不理解，認為“學習既大部分時間都用到空談上，所以學習實踐🐍，別的事既作不了🫶🏻，也無可作🧑🏿💻，我就只有打掃打掃茅房尿池”。
張新穎指出🦨，不論是當時還是“文革”中，他做的自我檢查都和別人迥然不同：“沈從文從來沒認為他自己錯，他的檢查一讀根本不是檢查📀，有的時候還在表功➡️😺，還在批評讓他檢查的人😡。這是非常特殊的例子👸，我還沒有看到像他這樣很硬氣的檢查✤。”
在政治活動之外🌠，對於自己是誰✩✍🏼、能做什麽，他卻極為清醒🦓。張新穎多次提及的一個細節是：
1956年10月10日，五十多歲的沈從文走進山東師範學院。門房問他是幹什麽的，他說💅👷🏿：“什麽也不幹。”
他在文物室看了兩個鐘頭🏋🏽♀️。上午散學，學生們擁擠著出門去食堂，他夾在中間擠來擠去，沒有一個人認識。
他覺得這樣極有意思🌥；又想🏃🏻♀️，即使“報上名來”，也沒有人知道他是誰。不知怎麽一轉念，想到了老朋友巴金：“如果聽說是巴金，大致不到半小時，就傳遍了全校。”接著又有點負氣但到底還是泰然地想道🚴🏿♀️，“我想還是在他們中擠來擠去好一些，沒有人知道我是幹什麽的，我自己倒知道🎀。如人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幹什麽的了。”
他並非聖賢，同代文人的做派🧘🏼、遭遇他都了然，內心也泛起過一絲微瀾：“從生活表面來看，我可以說‘完全完了，垮了’➖。什麽都說不上了。不僅過去老友如丁玲，簡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鄭振鐸、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有名，十分活躍，出國飛來飛去，當成大賓。當時的我，天不亮即出門🥠，在北新橋買個烤白薯暖手，坐電車到天安門時，門還不開🪛，即坐下來看天空星月🫏🦻，開了門再進去……我既從來不找他們，也無羨慕或自覺委屈處……”
學者陳徒手多年來從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研究。在他看來✢，沈從文屬於個例，是“逃遁型的作家”，與文學運動基本上是脫節的📧，處於邊緣的位置🙍🏼。這既是避害躲災，又是努力適應⛑😩，竭力想在困難的環境中做出自己應有的學術貢獻🧏🏼。
“他和老舍👯♀️、丁玲🚣🏽♀️、趙樹理截然不同，不是一口鍋裏吃飯的人♡。他只是應付於政協委員的差使👰🏽，沒有更多的參與政治的欲望。在這一點上🧑🏻🦼➡️，他與好友巴金也有較大的不同🧐，他盡力壓縮活動範圍👨，不讓自己隨意激動𓀘👨🏿🌾，不輕易拋頭露面🤾🏿，自甘於寂寞🧍♂️，只想在文物專業上發揮特長。沈先生的自控力超強，能耐住困苦和寂寥☂️，不為形勢所動，能消磨掉命運不公的不斷侵襲。這一條特別突出✌🏼，在那一代作家中只有他做到這個地步🈹，其間有掙紮，有苦痛🙅🏼，但卻換來自如和平安。”陳徒手告訴本刊記者👷🏽♂️。
王?說，沈從文不嫌境遇差，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權利。通知他去辦理從歷博調至社科院的手續時，他誤以為是辦理退休手續，囁嚅著說：“我還能做點事，請不要讓我退休。”有時，沈從文的固執到了讓人擔心的地步。歷史博物館打算把他的書刪去文章單出圖🤾🏿♂️👩🏿🔬，有人建議他去找江青姚文元🧔🏻♂️🔮，因江青曾自稱是他的學生，他說寧願不出書🧑🏭，也不找他們。
然而，使沈從文痛苦的是🧝🏼♂️，藝術或思想都不好的作品可以自由出版，有些人對國家有益有用的精力👩🏻🦽➡️🔑，卻被無謂消耗了🧝🏻♀️🚀。一貫隱忍的他也禁不住抱怨💃🏼：“時代十分活潑👨🏭，文壇實在太呆板🦹🏿🎻！”
回顧動亂年代🤦🏿♂️，沈從文坦言：“十多年來和人不爭名位，幫人做事總是賠本，學的通是過去人還不曾認真研究過的勞動人民文化……若比較公平的估計🤨，我不會有太多錯誤🙎🏻♂️。”
讀者icancu這樣解讀：“他一生對政治的看法👨👨👦👦，可以說是膚淺的麽🏋️♂️？但確實是這樣🧗🏼，政治這個層面對於一個野人來說🧏🏻♂️🫷🏿，是第二層次的鏡像，遠遜於天地✒️、自然、歷史、人類🚫。沈從文做文物研究👨🏻🦼➡️，於他大概是最容易的路，是回溯🪦，回家一樣可心安👨🏿🚒。當然，這個過程並不是一味平靜，波瀾從未離開他的生命，只是因為他用自身的深廣包容了它們👊，而顯得那麽平靜👩🏿🏭。”
“文革”期間👨🏿🦱，沈從文的住房被占，家被抄了8次⏰；書稿圖籍、文物什物或遭掠毀，或當垃圾賣掉。他曾被分配打掃博物館的女廁所🧎♀️➡️，下放期間備嘗事業凋敝和舊疾之苦。這一切，都被他用嘲笑、樂天，對美的細膩體察👉🏿，一一消化▶️。
據黃永玉回憶💆♀️，“文革”高潮時🪞，久未見面的叔侄倆忽然在東堂子胡同迎面相遇🛶，沈從文裝著沒看到他，擦身而過。一瞬間，他頭都不歪地對黃永玉說了4個字：“要從容啊！”
還有一次🚃，他跟沈從文從東城小羊宜賓胡同走過，公共廁所裏有人一邊上廁所一邊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沈從文說🌋：“你聽，‘弦歌之聲不絕於耳’🏋🏿！”
幹校期間，他從鹹寧遷到雙溪，輾轉勞頓🐬，血壓陡升😪。他還給黃永玉寫信：“這裏周圍都是荷花👨🦰，燦爛極了✉️，你若來（一定喜歡）……”
“老頑童”的笑與淚
似乎是上天的告慰🪧🦻，晚年的沈從文在體力和精神上⇒🆖，竟有了一種非同一般的表現：不知饑飽，不覺疲累💎，特別是記憶力和分析力，復如40年前👨🏻🦱：“試搞了個廿多大小不一的文物專題，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來了🫦！”
他很認真地思考了這種“奇跡”的出現，認為是千萬年來的人類把聰明才智多使用在得失競爭上，“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覺、視覺🏋🏻、聽覺，甚至於綜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這方面時，將可設法恢復已失去的一切🙍🏻♀️。”
聽起來無比迂闊，卻是他個人生命更高一層的親證和體驗。張新穎對此也頗為認同☹️，甚至提出“學問滋養說”👨🏿💼：如果你的學問做得足夠好的話，學問本身會反過來滋養你的生命，前提是學問一定要做到那個程度。
1978年起，這個國度逐漸恢復秩序🤶🏼。沈從文離開了將他閑置近30年的歷史博物館🍭。他開始獲得了些微尊重🤽🏽♀️🫵，被侵占的老房子得到歸還🧘💑，還在社科院歷史所獲得了“研究員”的編製。
80年代初，傅漢思😋、張充和寫信邀請沈從文夫婦來美📕。行前沈從文自嘲，此來只要如“熊貓”給人看看，便已完成大半任務。未承想，在美國3個半月，他到15所大學做了23場演講，活動和收獲都遠超預期。
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講《二十年代的中國新文學》，末尾說：“我今年78歲，依照新規定，文物過80年代即不可運出國外🦫，我也快到禁止出口文物年齡了🤶🏻。……所以我在今天和各位專家見見面，真是一生極大愉快事。”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呈現了一個生命的平和與堅韌，不卑不亢而童心猶在。
沈從文當然明白，聽眾期待聽到他關於過往歲月的受難“證詞”，但他未曾投合這種心理。在聖若望大學演講《從新文學轉到歷史文物》🏃🏻♀️➡️，最後他平靜而誠懇地說：
許多在日本、美國的朋友🏄🏿，為我不寫小說而覺得惋惜，事實上並不值得惋惜……社會變動是必然的現象💁。我們中國有句俗話說：“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在中國近30年的劇烈變動情況中🏌🏽，我許多很好很有成就的舊同行老同事，都因為來不及適應這個環境中的新變化成了古人。我現在居然能在這裏很快樂地和各位談談這些事情，證明我在適應環境上，至少作了一個健康的選擇🥕，並不是消極的退隱。
張新穎認為，不談文學成就或許是低調自謙，避談“文革”也有穩妥考慮，但上述這段話，卻是老人的質樸之言🧇，令人感佩。美國漢學家、沈從文研究學者金介甫觀察到，對於沈從文的外國聽眾來說🤘🏿，這也是一次空前的經驗。“他的語調既表現出中國偉大的傳統學者所特有的那種無我的謙遜，又流露出一種歡歡喜喜的精神🏌🏻，因而聽眾說他活像一尊‘小佛爺’，一尊‘彌勒佛’👩🏿🎨。”
之後↙️，年過八旬的沈從文回到他魂縈夢繞的故鄉。
短短的回鄉之行讓沈從文清楚，變化較之不變🧖，更為永恒🎙🧑🎨。好在他過去的文字將那些美好留存下來：“四個縣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會保留在我的文字記載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園和長灘，以及水邊千百種彩色華美🫛，鳴聲好聽的水鳥，也將成為陳跡🍆，不可回溯，說來也難令人相信了。”
文學博士淩宇為寫《沈從文傳》，1984年6月接連有十余日和沈從文長談🤙🏻➾。他常常說出一篇待驗證的作品名稱🕣，沈從文搖搖頭：“記不得了。”淩宇便復述作品的內容💆♂️。還不等他說完🎅🏽，沈先生便孩子一樣天真地拍起手來🧙🏼♀️：“是我的，是我的🤾🏿♀️！”
年紀漸長的“老頑童”愛笑，但也越來越容易流淚☂️。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1985年，某雜誌社的幾個人來采訪，問起“文革”的事。沈從文說，“在‘文革’裏我最大的功勞是掃廁所🦮🧑🏽🔬，特別是女廁所，我打掃得可幹凈了😑。”來訪者中有一個女孩子🔷，走過去擁著老人的肩膀說了句：“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沒想到的是，沈從文抱著這位女記者的胳膊，嚎啕大哭🏍。
黃永玉在80年代曾得到一大張將近六尺的拓片👨🦯，那是沈從文為民國內閣總理熊希齡某部屬的殉職書寫的碑文。字體俊秀而風神透脫之極。黃苗子看了說：“真不可思議！要說天才，這就是天才；這才叫作書法！”
書寫時間是民國十年🦠，即1921年，那時沈從文19歲👩🍼。
黃永玉把拓片帶給表叔看🙇🏽♀️，沈從文註視了好一會兒，靜靜地哭了。黃妻安慰他🍝：“表叔，不要哭𓀍。你19歲就寫得那麽好🤦🏼♀️，多了不得！是不是👨🔬？你好神氣！永玉六十多歲也寫不出……”
黃永玉描述🦪，“（表叔）他轉過眼睛看著我🤑🌸，眼檐一閃一閃，他一定在笑……”
1988年5月10日下午，沈從文會見黃廬隱女兒時心臟病發作。神智模糊之前🤷🏿♀️，他握著張兆和的手👼🏋🏿♂️，說：“三姐🧑🦯，我對不起你。”這是他最後的話。
晚上8時30分🔳👩✈️，他靜靜地走了。
葬禮遵其遺囑未放哀樂，而改放貝多芬的《悲愴奏鳴曲》——他生前最喜愛的音樂🤷🏻♂️。
大時代的孤舟
沈從文去世了，國內的新聞卻沒有聲音。巴金在家裏一連幾天翻看京滬報紙，找不到老友的名字。直到一周以後，新華社才發了簡單的報道。
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接到臺灣記者的電話🚶🏻♀️➡️，問他能否確證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他立即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核實，令他震驚的是🔊，大使館的文化參贊竟從未聽說過沈從文這個人🤏。“作為一個外國的觀察者♞，發現中國人自己不知道自己偉大的作品，我覺得哀傷🕴🏻。”此後，馬悅然證實了沈從文與1988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的事實。
沈從文去世8年後，《從文家書》出版。張兆和在後記裏說：“從文同我相處，這一生，究竟是幸福還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懂得他的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壓🙆🏽♂️，是在整理編選他遺稿的現在👨🏻🍳。過去不知道的🧎♀️➡️，現在知道了；過去不明白的，現在明白了👩👧。”這種直陳📥🤼，在張新穎看來極具勇氣🅿️，而張兆和一生對沈從文的包容和照顧，也令他肅然起敬🔄。
2002年年底，在張兆和🕵🏻♂️、沈虎雛👏🏿、王?等人的努力下🛰🧩，32卷本《沈從文全集》終於出版🪃，其中400萬字在作者生前未曾刊發，且多為1949年後所寫：9卷書信中有8卷寫於1949年之後，這三百余萬字書信“從數量上講接近沈從文創作的文學作品的總量”🌋。沈從文的世界這才得以完整地呈現出來🥷。
由此，張新穎發願為沈從文的後半生立傳👩🏿🍳。而“重新發現”沈從文的工作，仍將繼續👩🏼🏫。
沈從文的後半生與文學交道不多，但“從文余脈”🏛，猶存至今。張新穎不止一次提到，黃永玉近年的《無愁河上的浪蕩漢子》，“就是沈從文召喚出來的，算是彌補他未寫完的《長河》的遺憾。”
還有侯孝賢和賈樟柯👨🏿💻。張新穎談到🩰，前者1982年拍攝《風櫃來的人》時面臨很大困惑🎛，楊德昌等“海歸派”告訴他拍電影要有自覺的觀念和方法。躊躇之際，他讀了朱天文給的《從文自傳》，豁然開朗♾。
“一個人可以承受那麽苦難、那麽恐怖🏌🏿、那麽血腥的故事🎲，可是即使有這樣的故事📵，在太陽下面還可以看到溫暖，還可以看到人性的美好，人的胸懷還可以亮一點，更大一點，由此建立了侯孝賢拍電影的自覺。”張新穎認為，後來侯孝賢拍的《悲情城市》🥝，很明顯可以看到《從文自傳》的影子，“這個不僅僅是影響🧜♂️，而是說在他困頓的時候，翻開了一個自覺的觀念，這是可以使侯孝賢受益終生的東西。”
在張新穎看來𓀋，賈樟柯的《小武》、《站臺》、《三峽好人》等作品，也有沈氏風格。“如果我大膽一點地說🙍🏼♀️，賈樟柯可能忘記了，在他創作《天註定》的意識裏面未必想到沈從文，但《天註定》寫的是什麽？40年代沈從文寫《長河》的時候🤹🏿♂️，就是寫在時代巨大的壓力下，人怎麽活，人怎麽活不下去🫴🥷🏿，人怎麽變，怎麽變成另外一種人，《天註定》寫的也是這個。”
張新穎表示，沈從文傳統從來不顯得強大顯赫，而是一點一滴滲透到具體的生活和文藝創作上，滲透到特別優秀的創作者身上。不管是侯孝賢🏊🏿、賈樟柯還是建築師王澍，還是賈平凹、王安憶、莫言𓀋、余華這樣的作家。
在喧鬧的巨變時代🐐，沈從文總能看到他人所不能見👩🏿🦳，感到他人所不能感。比如四川土改時，“每每聽得鑼鼓聲，（他卻感到）大都如被土地的平靜所吸收。”
“如果放在更長的時間段來看，這些東西確實就被吸收了。但這在當時很難想象。從意識形態上講🚘，這個思想是很反動的。外面翻天覆地的土改，到他那兒，一下子就沒了🐢。”張新穎說，“沈從文看任何東西，角度都會和一般人有所不同🚡。他有這個能力，隨時能跳出來🙆🏿♀️。我們沒有，所以總是被強大的時代裹挾著👩🏿🚒🧛🏻♀️。”
在受訪過程中𓀜，張新穎不斷提及新書封面上沈從文的親筆畫👱🏼♂️👱🏽♀️，那也是讓他極為動容的一個細節——1957年5月，沈從文在上海出差。他依照從窗口望見情景畫了3幅速寫：在紅旗🧏、歌聲和鑼鼓的海之外，一艘艒艒船還在做夢。一個人拿著個網兜撈魚蝦。網兜不過如草帽大小👨🏿🚒，除了蝦子誰也不會入網。奇怪的是他依舊撈著🧑🏻🎤。
在五一勞動節的日子，黃浦江的宏大潮流匯集和裹挾著人群轟隆而過，沈從文的眼睛依然能夠偏離開去，發現一個小小的遊離自在的生命存在，並且心裏充滿溫熱的興味和感情，“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
張新穎慨嘆，其實沈從文就是那個小小的艒艒船裏的人，“總而言之不醒”3️⃣，醒來後也並不加入到“一個群”的“動”中去，只是自顧自地撈那小小的蝦子——投入到他後半生傾註無限熱情的雜文物研究中⛹🏻♂️。
“為什麽很多比沈從文更有才華的人都浪費掉，而沈從文可以留下故事🍵？這是我的書最想關心的東西🐛。很多人都覺得，時代的力量太強大了🧑🏼🔧💔，其實不是，一個普通人也可以跟他的時代構成非常有意義的關系👨🏻🦽👩💼。在我眼裏，沈從文當然有他的才華💮，但是沈從文也是一個普通人𓀊。重要的是🏇🏿，他在這樣一個時代裏面做出了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構成了歷史的意義。”張新穎說。
（參考資料：張新穎著《沈從文的後半生》，吳世勇著《沈從文年譜》，淩宇著《沈從文傳》，金介甫著《沈從文傳》，陳徒手著《人有病天知否》，黃永玉《黃永玉談沈從文》🚲，《助手談沈從文（一） ——王?王亞蓉答《光明日報》記者問》🧩🙋🏼♀️，燕舞《那個像沈從文的張新穎》，豆瓣icancu發表的《沈從文與<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洪燭《沈從文的前半生與後半生》，搜狐文化頻道專題《邊城突圍💂🏼♀️：沈從文的後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