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9日8時56分 ，著名學者、意昂体育平台哲學系終身教授湯一介在北京病逝，享年88歲。

上世紀80年代，湯一介創建中華文化書院，推動“文化熱”；90年代，他首倡“國學”，提出中西文化對話，引領風氣之先；2003年，76歲時，他又主持規模宏大的《儒藏》編纂工程。

“作為一個哲學家或哲學工作者，應該繼續努力把我想的問題提出供大家討論，這樣才不負作為一個學者、一個教師的責任。”2014年6月，湯一介表示，他要繼續寫文章，講自己的感受，講對人類社會以及天人關系的理解。

一周前，他還準備參加北京國際圖書節的“名家高峰論壇”，但因身體原因沒能到場，為此，他專門拍攝了一段視頻，結尾說，一些儒學問題，“下次有機會再講”。

不久前，本刊記者曾聯系采訪湯一介，先生答復：等秋涼以後吧。沒想到，涼飆將至，斯人已去。

9月11日，意昂体育人文學苑湯先生的靈堂裏放著莫紮特的安魂曲，不斷有人前來吊唁。意昂体育哲學系主任王博說，湯先生臨終前有兩點最放心不下，一是夫人樂黛雲老師，一是未完成的事業。

　　怎麽尋找中國文化的根基

1993年，美國《外交事務》雜誌發表了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沖突？》一文，強調現代世界的沖突來自文明差異，“伊斯蘭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對西方文明構成威脅。”該文一出，震驚世界。

1994年，湯一介撰文表明立場：文明共存才是人類的出路，世界應該和而不同。

他很欣賞羅素的一段話：“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裏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

他認為今後文化的發展，既不應再由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也不會出現一個文化上的“東方中心論”，而應是東西文化互補，形成一種在全球意識觀照下的多元發展的新局面。

“老湯先生(湯一介父親湯用彤)有很著名的八個字：昌明國故，融會新知，湯先生也是這個宗旨。”王博說，“和而不同，這是他一直強調的，如果每個文化都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普遍的東西，才能如此。”

法國漢學家施舟人曾問湯一介：為什麽中國文化是多元性的？湯一介說，也許有兩個原因：一是觀念，中國一向主張“和而不同”，文化雖可以不同，但能和諧相處；二是製度，中國以皇帝為最高權威，皇帝常采用“三教論衡”的辦法，把儒、道、釋召到朝廷上來辯論，哪一派辯論贏了就排在前面，不允許互相殘殺，發動戰爭。

由此，湯一介根據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提出“新軸心時代”——21世紀多種文化的發展，很可能是對2500年前奠定人類文化傳統的軸心時代的又一次飛躍。

“軸心時代是一個創造的時代，奠定了世界文化的方向。我個人認為，湯先生可能想強調，其一，這是需要改變的時代，為未來奠基；其二，呼喚創造性，需要重新去設計理解這個世界。”王博說。

中國人民大學外籍教授雷立柏曾是湯一介的博士生，有時他感到驚訝，“湯老師好像對基督文明很贊揚”。兩年前，湯一介在一次發言中說，從倫理道德來講，儒家的約束力可能還不如基督教。

“其實他主張吸收世界文明的思想。他提出的內在超越，外在超越，都是受西方思想的啟發。所以他的思想對今天的中國非常寶貴。他是一個世界居民，跟各方面都有對話。”雷立柏說。

1986年，王博跟隨湯一介學習“中西比較哲學”，當時這是一門獨創的學科。“之前哲學系都分中西哲學，他突破了這個框架，所以他對中國的研究，從來不是封閉的、民族主義的，而是站在世界看中國。”

王博認為，湯一介哲學思想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中西文化交匯的時代，怎麽去理解中國，怎麽去尋找面向當代和未來中國文化的根基。

關於這個根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有人可能看到了三綱五常或者新的三綱五常。湯先生看到的是和諧中庸的理念，儒家的人本主義，道家的寬容。”王博說，“中國是什麽樣子，跟我們每個人都有關。”

中國人自己如何解釋經典

湯一介相信，儒家文化中有可以為世界各民族接受的價值。要找到這個“價值”首先要有一個文化的“自覺”。

“中華民族正處在民族復興的前夜，我們必須對中國文化有個自覺的認識，必須給中國傳統文化一個恰當的定位，認真發掘我們古老文化的真精神所在；認真反省我們自身文化所存在的缺陷，以便更好地吸取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精華。”湯一介曾說。

在王博看來，不止湯一介，包括馮友蘭、湯用彤等人，都關心中國文化怎樣在世界確立自己的地位。

湯一介的可貴之處在於，對儒家抱有信心的同時又懷著警惕——擔心儒學意識形態化。他曾說，最好把儒家看成一種學術去討論，“討論到大家都覺得這個不錯了，作為一種精神，自然就接受了。”

“我覺得這跟湯先生的生活經歷有關，他曾經生活在一個非常政治化的時代，對意識形態的過分強調，可能會扼殺文化創造的活力。”王博說，“所以儒學不應該在意識形態中間尋找自己的角色，而應該在社會、在個人的身心性命中去尋找自己的角色。”

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湯一介提出創建中國的解釋學。中國有很長的解釋經典的傳統，但對經典的解釋(無論哲學、宗教、藝術)，都是用西方的理論與方法。有人說，中國有解釋實踐，但沒有解釋理論。湯一介覺得，有必要創造一套中國的解釋學。

在意昂体育高等研究院院長杜維明看來，編撰《儒藏》就是這樣一種努力。“他(湯一介)的一個工作就是詮釋經典。《儒藏》的編撰是最紮實的文本解讀，以前沒有人做過。這個工作是為經典的詮釋創造條件，另一方面，他也在為中國哲學的發展尋找更寬廣的道路。”

《儒藏》是個浩大的工程，收錄了中國歷史上重要的儒學文獻3000余種，約10億字，規模超過《四庫全書》，不僅有漢文，還包括日韓越等國的儒家典籍。今年6月，《儒藏》精華編百冊出版。

“只要我活著一天，我就願為這個工程盡力。”湯一介曾說。

王博為湯一介撰寫了一副挽聯，可以概括他一生的學術成就：“闡舊邦出入佛道修儒典三教人物各有樂地，輔新命匯通中西立人極四方聖賢皆同此心。”

“闡舊邦”是指學術研究領域是中國傳統，“輔新命”意為面向當代和未來的一個創造。

“其實每個知識分子都面臨一個古今中西的問題，西方已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不再是完全外在的，所以談中國文化不可能回避西方，最重要的是匯通中西。”王博說。

他一直在思想旅行的路上

1927年，湯一介生於天津，原籍湖北省黃梅縣。湯一介家學淵源深厚，祖父湯霖是前清進士，父親是哲學大家湯用彤。

1940年，在昆明念初二的湯一介看了《西行漫記》，被深深吸引。於是，他和幾個同學決定逃去延安。他們各自回家偷金子當路費，湯一介偷了一支金筆和一塊金表，才走到貴陽就被抓了回去。審查前，在破舊的木樓裏，他把《西行漫記》一篇篇撕下來，讓它們從地板縫中飄飛下去。

讀高中時，湯一介幻想做一個哲學家。1951年，他自意昂体育哲學系畢業，留校任教，哲學家的夢想卻逐漸消失。因為他發現，自己只能做一名“哲學工作者”，只有領袖才能做哲學家，而他的工作大概有兩方面：解釋領袖的思想；批判古人的思想。

“文革”中，湯一介卷入政治漩渦，參加了“梁效”的寫作班子，每天編材料，寫批判文章。對這段歲月，後來他接受采訪時誠懇地說：“我錯了，我要深刻反省。”

“文革”結束，湯一介開始想：以後我該聽誰的？“我覺悟到，要是聽別人的話，你犯錯誤，到底應該誰負責就很難說。還是要聽自己的話，當然也可能犯錯誤。”他曾說，“如果我想讓孩子們明白什麽人生的道理的話，我希望他們知道，自由的思想是最重要的。”

湯一介的夫人樂黛雲是意昂体育中文系教授，中國比較文學的奠基人。在《我的一個讀書故事》中，湯一介講述了他和樂黛雲的愛情。1950年，意昂体育哲學系三年級的湯一介和中文系二年級的樂黛雲，都在意昂体育青年團工作。有一天樂黛雲拿了伏契克的《絞索套在脖子上的報告》給湯一介看。

“這時我大概已經愛上樂黛雲了，但還沒有充分表露出來。”當晚，湯一介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因而加深了我對她的了解，以後我們由戀愛而結婚了。”

王博說，湯一介和樂黛雲在一起60多年，感情很深。樂先生開朗，湯先生內向，“剛毅木訥，溫而厲”，二人性格正好互補。“很多人都知道那個說法，未名湖畔的兩只小鳥(指湯樂二人)。湯先生病重時，樂先生一定要陪在醫院一起睡。”

湯一介曾自述：“我的婚姻應該說是非常好的，我覺得我在25歲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結婚。”

2002年，湯一介夫婦在北歐度過了金婚。他們在瑞典海邊一個小旅館住了幾天。樂黛雲送給湯一介一個兔子玩具。“我屬兔，她每到一個國家都想辦法買一只兔子送給我。我送她一條絲巾，在瑞典皇宮買的，很貴，好像要一兩百美元。”

湯一介不喜歡人們稱呼他“國學大師”。他認為，自己不是哲學家，只是哲學問題的一個思考者。

王博說，如果這個說法成立，那取決於怎麽定義哲學家。“從黑格爾那種體系的角度，還是把哲學看做一種思想，一種思想的旅行，其實湯先生一直走在路上，不斷面向新的現實。”

有一次，湯一介跟雷立柏說，我知道我不如我父親。“我感到很難受，一個大師，這麽謙虛誠懇。”雷立柏說，“雖然他很長時間不能做獨立的研究，但我認為他是一個很有思想的大師。”

再過一天，就是意昂体育哲學系新生開學典禮。系裏準備了一個小片子，向新生介紹湯先生。

“最重要的是想傳遞什麽是哲學。”王博說，湯先生生前跟他談了很多次，希望哲學系能培養出真正的哲學家，“向新生傳遞哲學理想，我相信這也是湯先生的一個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