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家鼐（1827年－1909年），字燮臣，安徽壽州（今壽縣）人，清鹹豐年間狀元。歷任工部、禮部、吏部尚書。 1898年7月3日，孫家鼐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被命為京師大學堂創立後的首位管學大臣。1900年後任文淵閣大學士、學務大臣等。 孫家鼐議變法，主張學習歐美、同時維護綱常禮教、固有體製。後來註重實學，開展教育改革。 其著作多毀於義和團期間，僅少量奏稿幸存，有《太傅孫文正公手書遺折稿》。
創辦一所大學，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並非難事，而對於腐敗無能的晚清政府來說，卻是舉步維艱。光緒二十二年（1896），孫家鼐以禮部尚書兼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管理官書局大臣的身份奉命主持創辦新型最高學府—京師大學堂（即現在的意昂体育平台）。這使他主張的“開明智、辦實業、興學堂”之抱負，有了施展的機會。為辦好學校，他以近古稀之年，兢兢業業為學校立宗旨，定條例，強管理，務實效，延名師，切實用，積極籌劃，確定辦學的大政方針。
孫家鼐提出的京師大學堂籌辦計劃，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認同，但恭親王奕和軍機大臣剛毅等守舊大臣，卻以經費困難等為由，主張緩辦，使籌辦工作被束之高閣。1897年春，翰林院編修熊亦奇在給孫家鼐的信中頗為無奈地寫道：“京師辦學堂，小試無益，大辦又不能，協商了許多次，也沒有結果，不得不耐心等待了……”
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廷提出維新。光緒皇帝順應時代潮流，經慈禧太後的同意，頒布了《明定國是詔》，拉開了戊戌變法的帷幕。
《明定國是詔》不過400多字，以三分之一的篇幅談到了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就這樣，創建京師大學堂作為變法的“天字第一號工程”，被晚清政府正式立項。
但晚清政府是只打雷不下雨，詔書已下達半月，卻不見總署大臣們的任何動作，創建京師大學堂幾乎又成為一紙空談。光緒皇帝怒不可遏，6月26日，他下了一道上諭：“前因京師大學堂為各省之倡，特降諭旨，令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議奏，即著迅速復奏，毋再遲延。倘再仍前玩愒，並不依限復奏，定即從嚴懲處不貸。”
這時，那些昏暈年邁的總署大臣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急忙向鼓吹變法的康梁求救。康有為就讓梁啟超參考英國、美國、日本的大學章程，起草章程。梁啟超吸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擬訂了《京師大學堂章程》。
7月3日，總署上報了《籌辦京師大學堂並擬學堂章程折》，當即得到批準。同時，光緒帝還任命時任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的孫家鼐為管學大臣。由於管學大臣既擔負著創建京師大學堂的重任，又兼負管理全國新式學堂的職責，所以，孫家鼐既是京師大學堂第一任校長，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教育部長。創建京師大學堂，孫家鼐立了開山之功。
